汉语的历史是由通语和方言的历史共同组成的。通语的历史可以由历代的大量文献资料来重建，而方言的历史则因为汉文化重通语轻方言的传统，资料保留得很少，所以大部分汉语方言要重建较久远时间深度的历史几乎没有希望。可贵的是，从明末到近代，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用较为现代的方法，对一些汉语方言进行了记录。这些记录为相关的汉语方言演变史提供了直接的资料。当代不少单点方言史著作就是以传教士汉学家的材料为基础展开研究的。
河北省的方言中，原清代河间府方言因为有著名的耶稣会汉学家戴遂良（LéonWieger，-）的记录而有了特殊地位。戴遂良是法籍耶稣会士，年来华后一直在位于河间府献县的天主教会生活到去世，其所著12卷本《汉语入门》，详细记录了清代晚期河间府（实际上主要是献县）的方言特征，内容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和长篇语料等，规模远超过当代一般的方言调查。以戴遂良资料为基础全面梳理河间府（献县）方言多年来的历史演变，对汉语方言史乃至整个汉语史的研究来说，都是有大价值的。
傅林博士是献县人，又从事历史语言学和方言学的研究，由他来写这部《献县方言百年演变史》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十年磨一剑，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原始资料，尤其是充分利用河北大学（前身为原戴遂良所属教会创办的天津工商大学）图书馆的旧藏，对戴遂良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又利用在美国访学的机会，解决了因戴遂良的法语和德语背景造成的一些语言事实的性质理解上的障碍，其过程之艰辛，非同业中人所不能体会。
细读《献县方言百年演变史》，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对方言历史文献做研究，研究者的母语语感是很重要的。例如，书中提到的献县方言以中元音为韵腹的双元音韵母的音长比例问题，非母语者一般很难察觉这种细微的音长差异。即便能够听辨出来，也很容易忽略其系统价值。傅林将戴遂良所记录的河间府（献县）方言与当代献县话进行对照，把这一重要的音变过程勾勒得非常清晰。
《献县方言百年演变史》除了运用戴遂良资料外，还充分利用了著名学者张鼎彝在民国《献县志》中整理撰写的《方言》部分，以及已故河北大学陈淑静教授为建国后《献县志》（）撰写的《方言》。另外，作者傅林本人也曾在年承担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中的献县方言课题，其内容即将在《中国语保资源集》的河北卷出版，这自然也是《献县方言百年演变史》的主要的参考资料。即使从所有汉语方言的角度看，一个能在多年的时间里每隔几十年就有专业的学者进行详细记录的方言，也是少之又少的。这是《献县方言百年演变史》得以写作的基础，也是让其他方言研究者感到羡慕的。
当然，《献县方言百年演变史》也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是对规模浩大的戴遂良资料还没有穷尽式地利用，很多方言特征还有待由当代的田野调查来确认其性质。尤其是词汇部分，傅林指出了戴遂良所记的多个词语的用法与当代有所不同，这些如果还没有对原河间府地区的当代方言完成微观调查，很难对其性质是自然演变还是空间变异进行确定。不过，要完成这种大规模的微观调查，是非常困难的，这有待于未来的努力。我们期望以《献县方言百年演变史》的出版为契机，河北方言的历史研究能够在方法上迎来突破，在规模上逐渐增大，从而为汉语史的研究增添更多的新鲜内容。
（桑宇红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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