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八年（年），随着明朝在河西地区统治秩序的确立，为巩固在河西地区的统治以及恢复汉族文化的传统，明廷便开始在河西地区大力推广儒家文化。基于学校教育对于推广儒家文化的重要作用，明朝在河西地区设置了陕西行都司学、凉州卫学、永昌卫学、肃州卫学等官学，形成了以卫学为主体的学校教育体系。
虽然战争不断、地处偏远的社会环境影响了河西卫学的教学质量，但通过学校教育的培养，河西地区仍然涌现出了一批科场得意的士子和地方社会的中下层士绅，成为儒家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推广者、维护者，使得河西地区以军户为主体的卫所社区出现了明显的“文化”趋势。同时，随着儒家文化在河西地区影响力的提升，河西地区的社会风气也出现了由“尚武轻文”向“崇尚诗书”的转变。
河西地区以卫学为主体的学校教育洪武二十八年（年）正月，随着明朝在河西地区统治秩序的确立，面对河西地区“鲜有儒者，岁时表笺乏人撰书，武官子弟多不识字，无从学问”的惨淡景象，在陕西行都司指挥佥事张豫的建议下，明朝以辽东建学为例，在甘州城东南隅，“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儒学，设官如府学之制”。陕西行都司儒学的设立标志着明代官办学府在河西地区的出现。
时训导张子受命教育之，儒风为之勃然，岁满还京，而未有继者”。河间献县人刘硕，“字庭坚，洪武初，以通经举，任代府教授。后谪甘州，以五经教士，尤邃于《易》，工草书，擅名于时，弟子著录数百人”；河南太康人陈敏，“起举人为滨州训导，谪戍甘州。以经学启迪生徒，从游甚重”；临洮人刘玺，“因时逢国子命往各边卫分发，承兄杰荐，至镇（镇番卫）开馆讲学。
明中期，随着明朝在河西地区统治秩序的稳定以及文治传统的逐渐回归，文强武弱的局面得到了扭转。教育在移风易俗、安边化民方面的作用为明廷所重视。随着地位的迅速提高，总督、巡抚等文官也将兴办教育视为其重要的责任。同时，广大的军户子弟也逐渐认识到求学入仕对改变家族地位的重要作用。而官学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一环，其学习环境、学生待遇等问题都远非私学所能比拟。
正统元年（年），镇守河西的兵部右侍郎徐晞目睹了凉州卫“将校子弟多明秀好学，而未设学舍以为讲肄之所”的局面，向明廷提出了兴建卫学的建议。明廷对徐晞的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命建凉州、九溪、永定、四海、太仓等卫儒学”。
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嘉靖二十三年（年），面对高台所“生徒寄甘肃学，往往家贫路远，废业者多”的情况，“巡按御史朱征奏以社学改立，并以镇夷所诸生内附。行巡抚都御使傅凤翔覆勘，议社学逼隘不便，乃别卜地建学，取本所寄学诸生充补”。万历八年（年），“生员陆策等呈议建学，监收通判张翕呈本道朱正色转呈巡抚部御史曹子登、巡按御史屠叔方查议批允”。
至万历十四年（年），巡按御史杨有仁题准，奉旨设学，将肃州卫儒学训导裁革，改设镇夷所学。至此，除设立最晚、人口最少的古浪所未设所学外，河西地区的其他卫所皆设有卫学、所学，使得河西地区军户群体的受教育权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
河西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河西地区的学校教育在正统以降取得了丰硕成果，卫学、所学、书院、社学等各类学校遍布河西各地。大量有志求学的军民子弟纷纷走入学校，接受儒家教育，使得河西地区在科举事业的发展和人文风气的改变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河西地区的科举事业并不兴盛。据《甘肃通志》记载，明代以前河西地区只出现过五位进士。其中唐代有四位，分别是张掖人赵彦昭、武威人段平仲、敦煌人李珽、敦煌人李琪。元代有一位，是武威人余阙，但元统元年（1年）中进士的余阙生长于庐州，武威只是其祖籍，实际上还不能算作河西士子。也就是说从隋朝大业元年科举制诞生到明初的七百余年的时间里，河西地区只出过4名进士。
从分布地区来看，河西地区中段、东段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卫学建立较早的甘州五卫、凉州卫、永昌卫中举的人数相对较多，而军事防御任务较重、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肃州卫，所学设立较晚的镇夷所中举的人数就比较少。至于所学设立较晚的高台所以及未设所学的古浪所，终明一世更是没有一人中举。这些都显示出河西文教事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官学对于河西科举事业的重要作用。
单从数量上看，明代河西地区举人9人，其中8人中进士的成绩单莫说与文雅蔚然、科第相望的江南相比，就连与同属边镇的宁夏、延绥都无法相提并论。宁夏从明初至嘉靖时期就涌现出举人82人，其中进士18人。延绥稍逊于宁夏，从明初至万历时期，亦有48人中举人，1人中进士。
西地处极边、战争频繁的现实情况，使得河西士子们的科举之路所面临的困难也远非其他地区可以比拟。一方面，明代河西地区属陕西省管辖，士子想要考取举人就需要前往省城西安参加乡试，从河西地区最东端的凉州卫到西安就需要近两千里路，最西端的肃州卫到西安更是将近三千里路。如此漫长的旅途中士子们不仅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困难与艰辛，还要应对边情的变化。
一旦边情遇警，士子们可能连赴西安参加乡试的机会都没有。另一方面，河西偏远的地理位置、落后的社会经济、复杂的民族构成情况，使得文官往往视河西为畏途，河西诸卫学难以吸引到高水平的教师。就连负责河西卫学监督和管理事宜的陕西提学官都很少亲自前往河西巡视。
弘治年间，“提学副使杨一清始会一至”，此后直到嘉靖二十四年（年），“副使杨守谦方至凉州，又复中止”。在上述客观条件的限制下，以武人为主体的河西诸卫能取得科举成绩已殊为不易。
这些科场得意的河西士子，基本上都跻身于官僚阶层，成为当地极具声望的乡贤和人文士风的典型。如嘉靖三十八年（年）高中进士的永昌人胡执礼，仕宦三十年，官至户部左侍郎，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在万历朝享有盛誉，成为明代河西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乡贤。又如成化十六年（年）中举人的镇番人文朴，“博学强记，有才干。
成化十一年（年）首倡开学之仪，越五载即领乡荐，镇夷科目自朴启之。后人呼为‘文宗’”。除了这些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的佼佼者，明代河西地区还有数百名生员通过岁贡、恩贡、拔贡等方式成为明朝的低级官员。即使那些未能获得从政机会的普通生员，也大多作为地方社会的中下层士绅积极地参与到各项事务之中，成为儒家文化和社会秩序在基层的推广者与维护者。
明代河西地区官方和民间修建庙宇时往往都会宴请一些生员为之撰写碑文。如景泰六年（年），山丹卫守备都指挥使张熊等人主持增修的山丹卫雷坛庙竣工，命生员刘喜撰写碑记。成化七年（年）九月，位于山丹卫城南四十里，由僧人兴正宗主持修建的云台寺落成，延请生员徐体仁为之作记。
河西地区崇文重教风尚的形成随着科举文教之风的兴起和地方士绅的崛起，儒家文化深厚的思想内涵和积极的价值取向对河西地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便逐渐显现出来。以军户为主体的卫所社区出现了“文化”的明显趋势，河西军民之家出现了“崇文重教”“读书识礼”的社会风尚。如嘉靖七年（年），中举人的镇番卫人李相，“家奇贫，爇蒿读书，寒暑不辍”。
崇祯四年（年），镇番卫科试贡生王国彦，“家奇贫，幼读书无灯，燃麻杆替之。母杨氏劝休读，泣之曰：‘不孝虽不才，其心尚向上，若夫等登选，亦不枉母之教也。’请从学，母遂无言。
今存《历算精通》及《书论》二稿，俱见藏于谢氏书屋”。万历年间，镇番卫人杨大烈，“修卫志未竟，经划三载，乃著《镇番宜土人情略纪》，凡六卷，曰疆域、曰沿革、曰山川、曰兴盛、曰古迹建置、曰事功、曰风俗。嗣后，邑令江鲲编纂县志，多所采录”。
这些明代中后期河西地区涌现出的作家、学者，虽然学识一般，在全国范围也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但如此炽热的文风足以体现出河西地区社会风气的转变。就连统印象中不擅文移的武官群体也出现了一批接受了卫学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儒将。
结语上述这些记载并不是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的孤立现象。实际上，明中期以降，随着以儒家教育为主导的学校教育的开设和完善，儒家文化在河西地区的影响力逐步提升，河西地区的社会风气、社会风俗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以军户为主体的卫所社区出现了明显的“文化”趋势，军民子弟纷纷投身于科举和文化事业，甚至连土官、土军、土民中的少数民族孩童都“亦诵儒书”，至明末河西地区的社会可谓是“虽边鄙伏处天末，而转移化导之后，亦庶儿与内郡同风矣”。
参考文献
①（清）钟赓起著，张志纯等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年，第6－64页。
②（清）谢树森、（民国）谢广恩著，李玉寿校注：《镇番遗事历鉴》卷2，嘉靖元年壬午，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年，第49页。
③（清）谢树森、（民国）谢广恩著，李玉寿校注：《镇番遗事历鉴》卷2，嘉靖十八年己亥，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年，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