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字季同，别署宇同。年5月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献县。父亲张濂，光绪（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长兄张崧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对张岱年的学术道路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旋即退学，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被录取。年大学毕业时，因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大学南迁，他滞留北京，闭门著书。年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聘为哲学讲师。抗战胜利后，年清华大学复校，回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年晋升为教授。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张岱年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是文化问题的研讨。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侧重。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后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谭理》等重要哲学论文，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思想，阐发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显扬了中国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社会人生的尝试。受张崧年“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响，张岱年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思路：今后哲学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在理论上，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年，张岱年写成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以哲学问题为纲，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的系统条理，其较高的学术品位为学界所公认，至今仍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必读书目。－年间，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先后著成《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品德论》等书稿，分别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形式逻辑定律、唯物论和人生观，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哲学结构。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外，继续讲授中国哲学史。教学之余，先后写出《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两书。粉碎“四人帮”后，先生重执教鞭，并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除了部分旧著再版外，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等著作，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无论是人物，还是专题，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关于文化问题，张岱年早在三十年代即参加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不赞同传统文化复兴论，主张汲取西方文化的特长同时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我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相比确实落后了，中国没有创建自己的实验科学，又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必须向西方近代学习。但是，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的优秀传统，这就是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他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在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就的同时努力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发挥创造性思维，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
另外，清代学者论学，将学术分为三种，即一义理之学，二考据之学，三词章之学。张岱年则比较注意研究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认为宋明哲学中的气一元论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是值得宣扬的，高度评价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传统与辩证思想，试图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张岱年坚持唯物论、赞扬辩证法，老而弥笃;在方法论上，既强调分析，又主张综合，试图将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坚持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张岱年始终对文化问题感兴趣，尤其是年后，他在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和建设新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他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保守主义，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认为只有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具备文化进步的基础，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文化在近代落伍了，必须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尤其是民主与科学。建设新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离开了它，就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张岱年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发扬自觉性、坚持前进精神，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精神。这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
《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节选
（一）以人为本位的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中最重要的学派有三：儒家、道家、墨家。其中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以人为本位的哲学，道家则以“道”为本位，墨家“尊天事鬼”，保留了关于天鬼的宗教信仰。后期墨家所著的《墨经》中已放弃了天鬼观念，而注重研究名辨与物理，但仍不能说是以人为本位。明显地以人为本位的学说是儒家之学。
所谓以人为本位即是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终极关怀。《论语》记载：“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务民之义”即重视道德教化；“敬鬼神而远之”即对鬼神持存疑态度，虽没有否定鬼神但不求助于鬼神。这是儒家学说的根本宗旨。后来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孟子倡言“无鬼神”，就否认鬼神的存在了。
儒家以人为本位，肯定人的价值，又承认文化的价值。《孝经》记述孔子之言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荀子宣扬“人之所以为人者”。这所谓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有道德。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贤也。”（《荀子·王制》）所谓有义，即有道德观念。这与孔子所谓“务民之义”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以宣扬文化为己任，《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所谓“文”，即今日所谓文化。《周易·彖传》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文明”、“人文”名词的初次出现。天文指自然现象，人文指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各种形式。儒家高度肯定了文化的价值。
儒家以人为本位，这是与宗教家以神为本位的思想相对立的。宗教宣扬以神为本、鼓吹上帝创造世界，要求皈依上帝。佛教更将佛置于天帝之上，宣传三世轮回。这些宗教信仰都鄙视人，不承认人本身的价值。儒家承认人类是天地所生的，而肯定人本身具有优异的价值。这是儒家学说的一个特点。儒家这种以人为本位的思想观点可以称之为具有人文精神。
（二）坚持人格尊严
儒家宣扬人的价值，其理论基础是承认人具有独立意志，因而具有独立人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人人都有较三军之帅更为坚强的意志，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因为具有独立的意志，也就具有独立的人格。孔子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同书《宪问》）其所以要辟世、辟地、辟色、辟言，即为了保持独立的人格。孔子不忍辟世，而采取了辟地、辟色、辟言的态度。
孟子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他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从所举的例证来看，这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即指人格尊严；所谓“所恶有甚于死者”即指人格的屈辱。孟子称“所欲有甚于生者”为“义”，其所谓义即指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同时亦尊重别人的独立人格。
孟子更提出“以德抗位”的主张，他说：“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引曾子之言，强调道德人格的崇高价值，认为人应提高道德的自觉而不屈服于权势。这是对于人格尊严的高度肯定。
《礼记·儒行》提出了士“可杀不可辱”的论断。《儒行》云：“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可杀而不可辱，宁死不屈，这是对于独立人格的强烈坚持。
高扬人格尊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之一。
（三）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
中国古代哲学家不但宣扬人格尊严，而且强调社会责任心。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而叹息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这就是肯定，个人对于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孟子以“平治天下”自负，他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这固然表现了傲慢自大的态度，也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孟子虽然不得志于当时，但对于后世却发生了深沉广远的影响。与孟子同时的宋钘、尹文以救世济民为志，《庄子·天下》篇述宋钘、尹文之学云：“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不教，虽天下不敢，强聒而不舍者也。”《天下》篇赞之曰：“图傲乎救世之士哉！”《庄子·逍遥游》亦述宋子的为人说：“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宋子“上说下教”、“强聒不舍”，表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表现了坚强的独立人格。宋子的学风是值得钦敬的。
汉初陆贾追随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劝诫刘邦说：居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确实表述了关于社会政治的一条客观规律，对于稳定汉初的社会起了积极作用。其后贾谊向汉文帝上《治安策》，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都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怀。
《世说新语》记述后汉陈蕃、李膺的言行说：“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陈、李都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唐代韩愈谏迎佛骨，被贬之后，作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表现了对社会国家负责的刚直气概。
北宋范仲淹有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后世所传诵。张载自述学术宗旨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表现了哲学家的广阔胸怀。
明末顾宪成主讲东林书院，尝说：“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卦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这也充分表现了对于社会治乱、国家安危的深切关心。
以上举例说明汉、唐、宋、明时代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具有深沉诚挚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事实。历代具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很多，《二十四史》及有关史籍中有详细的记载。以上不过略举数例而已。到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观点，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王夫之著《黄书》、《噩梦》，都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明确表述。
真诚的社会责任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的重要内容。
坚持人格尊严、重视社会责任心，这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
（四）新时代的人文精神
儒家的以人为本位的哲学，一方面宣扬独立人格与人格尊严，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心，这是儒家学说的积极内容。但是，儒家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即承认上下贵贱的等级区分是合理的。《左传》记述孔子的言论说：“贵贱不愆，所谓度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昭公二十九年）这一条，孔门弟子没有收入《论语》中，可能是《论语》的编纂者有不同意见。但《左传》所记应非虚构。《论语》中所谓君子小人，有的是按道德品质来划分的，有时是按地位高下来划分的。儒家肯定贵贱有别，还是明显的。这是儒学受到历代专制帝王尊崇的原因之一。这是儒家的消极的保守观点。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等级制度持批评态度的是道家。道家认为社会上区分君子小人是不合理的，断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道家反对等级区分，宣扬个性自由，这是道家的高明之处，但是道家完全忽视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心，就不如儒家了。最强调社会责任心的是墨家，墨家“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但墨子“尊天事鬼”，又缺乏“人本”精神。后期墨家舍弃了天鬼观念，对于名辩、物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仍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人本哲学。汉代以后，墨学中绝了。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于是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主要问题。经过辛亥革命，到年“五四”运动的前几年，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于是中国文化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部分学者将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介绍进来，并加以大力宣扬。这在当时是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的。有些论者积极鼓吹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思维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却忽略了或不了解西方近代的一些人文主义思维家曾经受过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这就陷于偏失了。中国古典哲学确有其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其中许多观点已经过时了，但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确实含有一个以人为本位的优秀传统，这还是应该充分理解、继承发扬的。
应该承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有一个人文精神的悠久传统，在古代，这个人文传统虽然受到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的束缚，却也发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时至今日，时代进步了，等级制度已经废除了。我们应该在固有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进成就，更发挥创造性的思维，使人文精神更高度昂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