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洪茂
粮票自从年登场，年谢幕，在华夏大舞台展示40载。它见证了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由穷变富的历程。粮票也伴随着我走过了艰难坎坷的前半生，它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掉的印痕。
有一次，我整理旧书时，发现一沓粮票，有全国通用的，有各省市的，大小不一，五颜六色，图案各异，仔细端量一番，倍感亲切。当我捧在手中，又觉得越来越沉重，这不是一般的票证啊！在过去，是我们这代人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又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它留给人们的是不堪回首的苦涩，粮票的故事伴随我的人生旅程。
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在年的秋天，我16岁那年，学校放假，到生产队挣工分，学生每天记8分工，工值一般是二三角，尽管如此还是分外积极，乐此不疲，给家庭减轻负担。
这一天，生产队长敲钟比往日早。他高兴地说：“县里奖励我们生产队一吨化肥，牲畜活计多，准备派人推车去取，副队长带队，再挑选年轻力壮的4名小伙儿。”恰巧人手不够，我自告奋勇报名参加，组成５人小推车运输队。让大家回家去推车取干粮，都说有小车没有干粮。队长说：“那就破例吃饭店吧。”“去饭店没有粮票可不行”，副队长焦急的说。“队里也没有，那我到户下去借借吧。”队长转了一圈，空手而归。情急之下，让保管员取出20斤饲料粮，到粮站兑换粮票，这才开始出发。
我的老家距离河间县城30公里（河间、肃宁两地合并期间），村庄位置地处现在的肃宁、献县、饶阳三县交界处，沟坎纵横，交通不便。副队长带着独轮车队穿树林过村庄，在乡间小路上跋涉了6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河间县城。忍受着饥饿劳累的长者们，急不可待的找饭店。已是筋疲力尽的我，腹内空空，真是寸步难行，平生第一次走进县城，也无心观光赏景。县城内国营饭店仅有一家，好不容易才找到，因为午饭已过，里边空无一人，副队长到窗口要饭，其余人瘫软地趴在饭桌上。每人一斤烩饼，副队长给大伙端来了，见此情景，纷纷起身自己动手，当大家返回座位后，少了一碗。正在纳闷时，突然发现在墙角处，有个小男孩儿，一手端碗，一手抓饼条，顾不得烫，大把地向嘴里塞。大伙愤怒地围拢上去，举起拳头要打，被副队长拦下。“算了吧，大伙赶紧去吃饭，我再要一碗。”副队长说：“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他是个孩子。”
饭后，取出化肥，每人4袋分装在车上，急忙向回折返，不知不觉已是傍晚时分，副队长想给大伙买点吃的，一路上找不到饭店、商店，有粮票也无济于事，只有鼓励大伙继续坚持。天无绝人之路，恰巧路边出现一片梨园，副队长上前联系，看守梨园的老汉说：“我们梨园有规定，队长、会计不在不能卖。”大伙儿像泄了气的皮球，仍然不肯离去。老汉同情的说：“我也是庄稼人，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我给你们拣点地落吧！”说罢，提来一大篮子落地鸭梨，“都有伤疤，凑合吃吧！”老汉难为情地说。副队长说给钱，老汉摆手不要。大伙狼吞虎咽吃完之后继续上路。
回到家中已是深夜，家里人们都在门口等候，都说晚饭已经热过多次，队长更是急得团团转。在那个年代一天的工值多说不过几毛钱，可人们没有怨言，反而觉得心安理得。如今的年轻人可能不相信，物质稀缺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觉悟会那样高尚？不是虚夸，确实如此。
回首当年滋味万般的票证情结，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因为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方寸纸片，蕴藏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丰厚内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曾经有一段时间粮票是如此的重要，浓缩了共和国那段坎坷历史，记载了我国经济发展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艰难轨迹。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前苏联都有过使用粮票的经历，中国的粮票种类数量有世界之最之称，最大数年上海发行过每张斤，最小数，南京发行的每张一钱，另外，还有军用粮票。
粮票是特殊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作为中国的第二“货币”，曾经影响几代老百姓的生活。现在，少吃少穿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已经成为收藏者的新宠。